首页 情感 盈槟娱乐场手机开户|李公明︱一周书记:为了让旧书中的珍本……重见天日

盈槟娱乐场手机开户|李公明︱一周书记:为了让旧书中的珍本……重见天日

2020-01-11 16:14:25| 查看: 3949|

摘要: 因为牺牲,所以灿烂,这才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春天。这是出久根达郎在《给作家标个价》开篇第一页就提出来的问题,也是贯穿全书、出现无数次的问题。也正因如此,听一位书业大佬以经营者与文学家的双重口吻讲述那些旧文学书与作家及读者的故事,而且讲得那么津津乐道、那么如数家珍——更重要的是讲得那么平实朴素、那么推心置腹,这是天赐于爱书人的炉边夜谈。

盈槟娱乐场手机开户|李公明︱一周书记:为了让旧书中的珍本……重见天日

盈槟娱乐场手机开户,《给作家标个价:旧书店的文学论》,[日]出久根达郎著,黄悦生译,后浪丨四川人民出版社2019年9月,440页,49.00元

面朝大海,虽然只是刚过了农历小雪,但是诗人已经重拾了关于春暖花开的信心。“樱花树下埋着尸体!这事应该可信。为什么呢?你看那樱花开得如此灿烂,令人难以置信。”这出自梶井基次郎的《樱花树下》,我是翻开日本作家出久根达郎的《给作家标个价:旧书店的文学论》(黄悦生译,四川人民出版社,2019年9月)偶然看到的,马上被它那种残酷与美丽的抒情风格所打动。因为牺牲,所以灿烂,这才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春天。

“我想向您请教:这样一套初版旧书的价格是多少呢?”这是出久根达郎在《给作家标个价》开篇第一页就提出来的问题,也是贯穿全书、出现无数次的问题。因为“我既写小说,同时又开旧书店,所以时常有人向我咨询这样的问题”。(3页)于是,“出久根达郎以旧书店经营者和文学爱好者的双重视角审视文学作品的一本小书,从司马辽太郎、三岛由纪夫、川端康成、太宰治、寺山修司、宫泽贤治等二十四位日本著名作家的珍本在旧书市场的行情切入,讲述了丰富的文坛掌故、书店逸闻和个人阅读体悟,并思索了文学的市场价值与艺术价值的关系”。(该书“内容简介”)我相信没有哪个爱书人会不喜欢这一桌子盛宴,但是在大快朵颐之际恐怕又会生出缕缕的遗憾之思——爱书的人谁没有品尝过与书邂逅中的失落?谁没有经历过为书所困、所累的窘境?也正因如此,听一位书业大佬以经营者与文学家的双重口吻讲述那些旧文学书与作家及读者的故事,而且讲得那么津津乐道、那么如数家珍——更重要的是讲得那么平实朴素、那么推心置腹,这是天赐于爱书人的炉边夜谈。谈笑之间,司马辽太郎、三岛由纪夫、山本周五郎、川端康成、太宰治、寺山修司、宫泽贤治、永井荷风、乱步江户川、樋口一叶、夏目漱石、直木三十五、野村胡堂、泉镜花、横沟正史、石川啄木、深泽七郎、坂口安吾、火野苇平、立原道造、森鸥外、吉屋信子、吉川英治、梶井基次郎等24位日本杰出文学家的文采、轶事及珍本际遇一一翩然而至, 近百帧珍本书影(还有24张q版人像)逐一过目,这其实是从旧书店出发的日本文学朝圣之旅。

在学术界与旧书业之间,本来就有着天然的纽带;在学者与开书店的人之间,更不应存在地位高低的隔阂。出久根达郎在为“龙生书林”的店主大场启志的著作《三岛由纪夫——旧书店的书志学》(平成十年,1998年)写的“序言”中指出:“可以说,开旧书店的人是没有学位的书志学者,是不写文章的书志学者”;“学者们研究的是书的来历、内容和影响,而旧书店注重的是书的外观和品相。按说这两种研究都很重要,但在学界看来,后者却似乎低人一等。也许学界认为,开旧书店的人对于书的研究只是一种个人爱好而已吧。其实,书的性质需要从这两方面进行考察才能完全把握,所以研究书志学需要同时具备科学家的冷静、书迷们始终如一的兴趣,以及好事者们爱钻牛角尖的精神”。(22页)科学研究的冷静、始终如一的兴趣、爱钻牛角尖的精神,这是各种“痴迷”的共同特征,也是书志学研究的基本要求,当然还应该加上一项:长期在图书馆和旧书店泡过。

《藏书的乐趣》

既然提到书志学,还有关于旧书的学者式研究,我马上想到的是德国著名藏书家乌尔夫·d·冯·卢修斯的《藏书的乐趣》(陈瑛译,三联书店,2008年),该书第六章“旧书的价格”的内容与出久根达郎的“给作家标个价”相同,但是卢修斯所使用的更多是学术话语。“让我们来看看经济学对于价格构成是怎么说的。我们可以把旧书市场置于大批量供应的普通商品市场和孤品市场——比如油画市场——之间,在个别情况下,旧书市场就等于孤品市场……而另外还有成千上万种旧书,由于存量丰富,它们的市场行情就得遵循普通的经济规律,受到价格构成、竞争和市场透明性等诸多因素的影响。” (130页)这就是学术理性对如何“标个价”的表述。在这里或许我们还可以补充的是,旧书市场除了要“遵循普通的经济规律”之外,在有些语境中还会遵循某些另类的非经济规律。比如上周我在京城一家颇有名气的打折书店买书的时候,看到台面上有几种书上的标签赫然写着“售原价”,依我的了解当然是别有另类的原因。卢修斯说,“能够导致大宗交易的价格才有真正的意义,有意购买的人应该十分小心,因为旧书的世界中充满了‘虚价’”。(同上)其实所谓的“虚价”,有时就是反映了稀缺性或敏感性的实价,有意购买的人应该把握机会。

“那么旧书商该如何定价呢?像所有的供应商一样,旧书商定价也有两种模式(按照经济学理论的基本定律):一种是在买入成本的基础上加价,另一种是根据市场状况定价。这两种模式各有自己的道理,同时并存。当我们因为价格便宜而高兴时,常会听见旧书商说:‘这书进来时就很便宜。’而如果顾客觉得某书太贵了,旧书商又会说:‘没办法,我买进时就很贵。’这种关于价格的讨论(不同于讨价还价)我觉得是很有意义的。它有助于建立信任,使旧书商得以了解某些顾客的价格观念,有时也许还能使他们认识到自己的失误。”(134页)卢修斯在买卖双方之间换位思考的时候仍然坚持着经济学的学术理性,他还扩展了伯恩哈德·万特《旧书交易》中的旧书商定价思路图表,说明“除去一些小小的不同,我和万特最大的区别在于:我加上了市场的因素。万特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在‘硬性的’客观事实上,而没有把目前的市场状况、大众的兴趣等因素考虑进去,而我认为这些因素是非常重要的,比一切客观标准都重要得多!”(136页)当然,在这张图表中还应该扩展的是另类的市场状况,那些因素也是非常重要的。

回过头来看,在出久根达郎的“标价”中,他对买卖双方所考量的因素非常丰富、微观、具体,恐怕很难以图表这种理性工具予以描绘。比如初版书在爱书人心目中的价值与价格定位,“初版书的魅力究竟在哪里呢?一本书刚问世时,作者亲眼见到,爱不释手。我们今天如果能拿到原书,就能像作者当初那样亲眼观赏,亲手摩挲——这种欣喜之情也许正是初版书的魅力所在吧。那么,我们是否舍得为之一掷千金呢?”(16页)话都说到爱书人心里去了,只要不是囊中羞涩,还有什么理性可言呢?出久根达郎把这些看作是“文化”,他说“正如大场先生所说:‘所有文化都是从各种执着和热情之中产生的。’对于看似无足轻重的细节,需要有执着的好奇心。而这正是书志学作为一门学问所欠缺的吧。”(23页)执着、热情和对所有细节的好奇心,这其实是目前学术体制化生产线中比较欠缺的。更为难得的是,在卖家的“在商言商”之中,出久根达郎很赞赏书业同行大场先生的坦诚及其初心。他认为大场启志的《三岛由纪夫——旧书店的书志学》的特别之处在于将旧书售价以及卖到这个价位的原因公之于众,详细地讲解关于旧书定价的要点,这是前所未有的。这些都是他自己的研究成果,而且事关饭碗,公开后会招来更多搜寻珍本的竞争者,弄不好就会砸了自己的饭碗。(8页)比如,大场启志讲了关于三岛由纪夫著作的腰封与外封的价值,“这种特别信息,原来只有旧书经营者才知道,现在大场先生却将其公之于众,我要为他的勇气鼓掌喝彩。确实,一本书在第几版装帧有变化,某一版的存书是多还是少,只有每天浏览几百册旧书的经营者才可能了解,如此辛苦获得的信息一般是不愿意让别人知道的”。(26页)“然而,大场先生这么做是出于其他考虑——他希望通过公开这些数据来吸引人们的关注,从而促使那些隐藏多年的珍本重见天日。”(8页)这才是真正的旧书业文化的精髓——为了让旧书中的珍本重见天日。

在作家、作品、市场之上,国家权力的管制是“旧书店的文学论”中的重要内容,是“给作家标个价”过程中不可缺少的社会学与政治学叙事。该书中的“永井荷风:情色的勋章”是非常精彩的一章。“在现代的文学家当中,没有谁比永井荷风更让政府当局头疼了”;“当局之所以盯上了荷风,是因为他的小说中有很多情色描写。对于‘情色’概念的理解,战前和战后已有天壤之别。而明治、大正时期日本当局指出的‘情色描写’,今天看来就更是沦为笑柄了。——当时,连‘接吻…,抱紧’这样的词也在被批判之列”。(125页)永井荷风翻译埃米尔·左拉的《娜娜》,其中这句译文被删掉:“吹灭烛火后,他在黑暗中紧紧地抱着她的身体。”连这也不行。更有趣的是大正二年(1913年)荷风的短篇小说《恋衣花笠森》发表之后被当局传去喝茶,被警告说有伤风败俗之嫌。于是第二年该小说被收入《残柳窗的夕照》集子的时候,荷风在以上两处被删的地方嵌入了两幅竖长的亲笔插图:“一幅题为‘此处如此’,画着手铐和毛笔、绳索和书,以及捕快以铁棍打压‘恋女’二字。另一幅画着一个男人抡起铁锤欲砸碎砚台,题为‘卯年男子’。这是荷风自指——他出生的明治十二年(1879年)为卯年。读者在小说中忽然看见这两幅插图时,恐怕会大吃一惊吧。理解力强的读者,一定能读懂作者的辛辣讽刺,‘呵呵’地发出会心一笑。”(126页)这是多么幽默、反讽的图文关系,真应该写进另类的书籍插图史。

明治四十二年(1909年),荷风在博文馆出版的《法兰西物语》在刚向当局提交样书时就被禁止发行。荷风说自己曾努力和政府当局交涉。“向当局争取权利时,需要获得社会大众的普遍同情”;他认为“日本不同于法国,自由和艺术的条件还很不成熟。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希望艺术独立,无异于‘在沙漠里建造果树园’。‘没有艺术和学问也能打胜仗’——从这一光荣历史来看,日本还是永远维持原样好吧。”(127页)永井荷风已经说得很深刻了。奇怪的是,这本被禁止的《法兰西物语》后来在旧书市场竟然有装帧各异的12本左右,价格卖到五百万日元左右。荷风下一本遭禁的书是大正四年(1915)的《夏天的身影》,装帧由是他自己亲自设计。由于事先就知道该书肯定属于被禁之列,于是选择在星期五提交样书给当局审查,然后在星期六就把印好的书拿到书店出售。到星期一当局以伤风败俗为由下令禁止发行的时候,书已经全部卖光。但这样还是无法交差,荷风只得紧急加印了四五十册上交才算完事。现在这本《夏天的身影》的旧书价格不算很高,只有七八万日元。(128页)永井荷风曾经在杂志上写过一篇《情色自问自答》,认为没有哪个国家像日本这样视色情如毒蛇猛兽,如绘画展中的裸体画禁止做成明信片等,“这些禁令,岂不正说明了日本国民是全世界最好色的人吗?”(131页)这样的反问可能不是很有力,但是颇有一种大胆的质疑精神。

跳过永井荷风,在石川啄木这一章可以看到更有意思的禁与放。啄木的《罗马字日记》一直被视为淫书,直到昭和五十二年(1977年)才有了岩波文库的无删减全本。开售那天书友们大为骚动,出久根达郎说,“遭禁的‘淫书’终于解禁!可想而知我有多么兴奋了”。他“迫不急待地翻动书页,寻找那些禁忌场面”。终于看到了,他把那一段摘引了出来。中译本在这一段文字中开了38个小方格,页下加了“本段有删节。——编者”,总算是负责任的做法。(263页)

在我看来,出久根达郎这位旧书店老板和小说家对于公共政治问题有着相当敏感的意识。他在关于弃老题材的电影《楢山节考》中想到了国民养老金问题,说日本政府的国民养老金改革口口声声“要爱护老人”,“实际上恨不得你们这些老家伙快点儿死掉”(281页);接下来说到一个与世隔绝的小村庄,他马上想到“明治十四年(1881年),当时自由民权运动正进行得如火如荼,茨城县有两个年轻人向政府提交了《脱离日本政府管辖申请书》。这种申请书,可真是前所未闻。申请书上说:‘我们不愿意处于日本政府的管辖下,希望能将日本国籍退回去。’结果,申请没被批准,反而被以‘愚弄政府’的罪名判了刑。这是真事。”(282页)看起来很有点同情无政府主义的情感倾向。更妙的是从旧书的定价谈到对官方重要出版物的评价,简直是一种深刻的讽刺叙事。“例如,《明治三十七八年日俄战史》这套书,厚重而豪华,是由参谋总部编纂的全套十卷战史。在普通人眼里看来,大概会觉得这是昂贵的资料吧。其实,这套书在旧书店里几乎被视如废纸,因为内容不可信 —— 编纂此书的目的是论功行赏,所以里面充斥着吹嘘战功的浮夸内容,记录不准确,无法作为参考资料。旧书店早就了解到这一点,故意将价格定得很低,以免让这样的书流传后世。价格越低,就越不受重视,总有一天会销声匿迹。”(421页)我相信天底下的旧书店老板根本连想都不用想,就知道这些书毫无价值,但是说“故意将价格定得很低,以免让这样的书流传后世”则还是有点逻辑上的怀疑。

从旧书的定价谈作家论、文学论,实际上是要重返作品从出版到流通的历史语境,是要在书与人的种种复杂关系中发现与还原文学史的重要节点。比如说关于作家使用的笔名,就是文学史研究中不可缺少的一环。出久根达郎说“我在旧书店练就的本领之一,就是记忆作家的笔名”,笔名最多的文人是正冈子规,其中至少有五十多个笔名含有戏谑之意;夏目漱石写俳句时用“愚陀佛”,写美术评论时用“愚石”。“这种雅号通常在作家尚未成名之前使用。所以,了解作家的雅号,有助于发现那些被埋没的、不为世间所知的作品。”(38页)又比如自制书,爱好者会每天把报纸上的连载小说剪下来保存,全部连载完后便将其装订成一册。这种自制书在旧书店相当受欢迎,因为“有的小说只在报纸上连载,没有出单行本;有的虽然出了单行本,但原先连载时的插图被删掉了——对插图研究者来说,这些插图相当宝贵;另外,对于文学研究者来说,也很希望能看到作品在报纸上连载时的初始模样,拿出版后的书再进行对比,可以研究作家在文章或词汇方面做了怎样的修改”。(66页)这就是文学史研究中的重要场域,文学作品的出版方式、传播方式和受众反馈互为表里,共同构筑一个具有多元性、变化性和持续性的文学生产共同体。无论需要展开探索和论证的是什么议题,从原初语境中获得的阅读体验是以小叙事丰富或纠正大叙事的有效途径。

如果从文学阅读的代际差异来看,对待旧书和老一辈作家的态度也是一种有效的测试。作者是著名作家太宰治的铁粉,“时隔四十三年,我来到太宰治的墓地扫墓”,他想知道的是“如今,以个人名义去给作家扫墓的所谓狂热粉丝还有多少呢?”(71页)结果发现到太宰治墓地祭拜的访客竟然没有一个是年轻人,而且都比他年长。从前可不是这样的,“每逢樱桃忌,墓前总是挤满了二十多岁的太宰粉丝,报纸上的照片全是这番景致,无一例外。有‘青春文学’之誉的太宰文学,如今却被老年读者深爱着。”(84页)更有甚者,日本著名推理小说作家江户川乱步的《少年侦探团》系列的读者在他看来可以分为前后四代人,因为他发现各代读者对于《少年侦探团》的读法不一样、感受不一样,他自己的前后阅读经验的变化也使他相信的确存在这种代际差异。(见145-146页)所谓时过景迁,不管是读者的趣味变了还是文学的价值观变了,无疑都是文学史研究的重要议题。

最后,令我颇有感触的是作为旧书店老板的作者常常会想起那些前来买书的顾客。昭和四十五年(1970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三岛切腹自杀。最先在家里看电视而知道消息的那些家庭主妇疯狂地前来书店抢购三岛的书,多少年以后,“我想悄悄地问问当时买书的那些顾客:他们后来的‘兰岛观’是怎样的?——也许,这个答案正是三岛自杀后的日本人的精神史,是日本的真实面貌吧”。(34页)还有,谈到侦探小说作家横沟正史和当年的“横沟热”,他忽然会想起很多年以前那个痴迷横沟的e先生。“不知道他现在是否依然爱读、爱收藏横沟的书。”(258页)对于喜欢买书的读者,这也是一种温馨的想象。无论如何,就如作家森外鸥说的,“空虚无聊是十分可耻的,明明有那么多值得读的书”。(73页)这或许也可以称作“旧书店的阅读论”。

相关

© Copyright 2018-2019 boyboi.com 邦均前韦新闻网 Inc. All Rights Reserved.